在近日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年报》院地合作一章中，登载了这样一幅实景图片：中科院研制的太阳能景观灯照亮布达拉宫广场。
其实，最近有关中科院与重庆市的一系列报道，也展示了作为中科院与中西部院地合作纽带的成都分院不仅将科技之光引向了西藏，还牵引到了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
中科院一直高度重视与重庆市的院地合作，针对重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共性关键科技问题，如装备制造、化工、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城乡统筹等，组织院内科技力量，全面开展合作。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中科院与重庆市签署第一次科技合作协议以来，在院地合作局统一部署和成都分院推动下，重庆市110多个企业和科研机构先后与中科院成都、北京、上海、武汉、合肥、广州等分院的39个研究机构开展了项目攻关、成果转化、平台共建。累计实施合作项目191项，筹建创新平台11个，分所2个。投入经费7.6亿元，新增销售收入24亿元。
“小马拉大车”的重庆
对科技有强烈需求
2007年11月7日，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基础软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与重庆市信息产业局、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建立中科院软件研究所重庆分部、基础软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
重庆市信息产业局总工程师赵刚对签约的历程记忆犹新。他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签约源自需求。重庆市重点发展的信息产业领域包括集成电路和软件外包，目前正在形成6英寸、8英寸以及12英寸的芯片产业集群。中科院软件研究所以及基础软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落户，将加快重庆市利用信息化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的速度。也使重庆可以站在国家的层面，开发出世界性的IT成果。”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则表示：“软件研发‘国家队’落户，会让重庆具有三大优势：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创新能力、加快要素聚集。重庆软件产业创新能力较低，处于价值链低端，双方的合作将会在战略研究和产品开发等方面加快提升开发水平和创新能力。”
然而，重庆的科技需求远不止信息产业一项，中科院与重庆的合作也没有局限于此。
重庆市一位市领导在重庆市党政机关专题会议上指出，重庆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小马难拉大车”，“大城市带不动大农村”。重庆市现有总人口约3200万人，但主城区只有约600万人口，其余约2600万人居住在30多个区县的中小城市及村镇。2007年6月9日，国务院已正式批准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彭宇行认识到：“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重庆需要面临土地、环境、资源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还是依靠科技进步。”
中科院成都分院分管院地合作的副院长袁家虎介绍说，根据重庆市的需求，中科院将在汽车摩托车相关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及手性药物、资源能源开发与循环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重建、现代农业技术等8个重点领域重点开展合作。
把整个中科院的科研力量
吸引到重庆去
谈及与重庆的科技合作，彭宇行说：“与四川和西藏的院地合作不同，中科院与重庆的合作走过的是以大型展会带动型的合作历程，成都分院在这里起到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彭宇行还回忆说，2006年5月，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带领中科院的青年所长社会实践班成员重走长征路，途经重庆，通过社会实践，考察当地需求。成都分院和重庆市有关部门、企业组织了一次对接会，随行的中科院空间中心主任吴季在会上听了重庆经济的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的规划，回到北京，吴季就致信彭宇行表达了空间中心与重庆市合作的意向。
2007年，空间中心、重庆工学院、重庆建设集团、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共建了仿真技术中心，针对重庆的汽车摩托车产业、信息、电子、材料以及环境等领域进行仿真技术研发服务。
参与重交会组织工作的中科院成都分院的领导对高交会上的项目对接会颇为熟悉。据介绍，每次重交会成都分院至少组织中科院的研究所与重庆相关企业参加4场项目对接会。中科院有技术、有项目，当地企业有需求，经常会“一拍即合”。
曾任中科院成都分院副院长、分管院地合作的成都山地灾害研究所党委书记关晓岗说：“通过重交会，成都分院在中科院全院寻找和当地企业对口研究机构进行项目对接，通过推动双方洽谈、签约、组织实施，将越来越多的中科院科研单位拉到了重庆，重庆市也设立了每年500万元的市院合作基金，作为吸引中科院科技资源的‘牵引器’。”
彭宇行说：“重庆对技术的需求是很旺盛的，需要一批从事院地合作的精干队伍，需要大量可操作的技术转移转化平台。而我们依靠的是整个中科院的力量，我们和重庆合作不是仅仅把成都分院的几个研究所带到重庆搞合作，而是依靠成都分院的纽带作用，把整个中科院的科研力量吸引到重庆去。”
多种方式为重庆输送人才
“我们需要的是高端人才，我们看重的是中科院的‘脑库’。中科院的‘联想学院’能不能办到重庆？我们可以出资金、地方，以建设我们的高端人才队伍。”短短30分钟的采访，赵刚两次提到了人才。
提及人才培养，关晓岗说：“成都山地所是以应用技术为主的研究所，主要研究山区的灾害环境和发展，其成果和效益很大程度上要体现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上。这决定我们的研究都是开放式的，绝大部分要通过实验、示范推广到农村和山区，所以天然地为社会培养人才。”山地所为当地输送人才的方式也称为中科院应用性研究所的通用模式。
互派挂职干部则是中科院为当地输送、培养人才的另外一种方式。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石林曾两度被派到重庆挂职。2001年9月到2002年11月，他作为中组部和团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被派往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在此期间，他促成了大新药业与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技术合作，研究开发了符合标准的兽药原料“黄霉素预混剂”。石林说：“当时，大新药业的总利润只有400万元，而2003年，仅‘黄霉素预混剂’一年的利润就有800万元。”
短短几年间，成都分院组织中科院与重庆市互派挂职干部数十人，累计开展人才交流100多人次，双方的院地合作成果也一年好过一年。
探索院地合作的长效机制
谈到现在和未来的院地合作，彭宇行和袁家虎不约而同地指出，院地合作要注重长效机制。彭宇行说：“未来的几年，中科院要在重庆多做一些共建单元。项目合作是初级合作，项目多了就要搭建合作单元。中科院有实力的研究所可以有一支科技力量保存在重庆，瞄准当地的产业需求作研发，这样不但有针对性，还缩短了技术转移的时间。”
袁家虎说：“中科院不仅仅抓一些零散的课题就完了，要集中整个中科院的实力，发挥科研国家队的作用，瞄准并解决地方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共性技术难题。建立长效机制，长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说到院地合作的长效机制，不能不谈中科院成都分院与三峡库区的区域合作。关晓岗称之为“成功的科学院重大项目带动的院地联合合作的典型示范”。
2001年，由成都山地所联合中科院水生所、南京土壤所、成都生物所及武汉植物所等单位，展开了中科院西部行动计划“三峡库区生态农业与环境保育技术试验示范研究”，该项目被列为中科院知识创新、科技部科技开发和重庆市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总投入5000万元。2002年7月，中科院、国务院三峡办联合建立了“三峡工程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信息中心”。关晓岗说：“利用这个观测站，我们可以对三峡库区进行长期生态监测和跟踪，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2006年开始，山地所联合中科院研究单位，和重庆市合作着手三峡库区水土保持与面源污染项目研究。
关晓岗说：“水土保持和面源污染无疑是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三峡库区消落带的问题，最先开始执行的西部行动计划中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解释说，三峡工程完全建成后，冬季蓄水发电水位为175米，夏季防洪水位降至145米，其间30米水位落差暴露出的土地就是消落带。据统计，三峡库区消落带面积达400多平方公里，分布在湖北省、重庆市所有库区区县。
关晓岗说：“过去，两岸有植被保护，现在由于水位落差原因，植物都死了，垃圾沉淀在消落带上。消落带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不仅会造成滑坡等地质灾害，给库区旅游带来压力，两岸居民的健康都可能受到威胁。”
关晓岗说：“目前由中科院多家单位承担的‘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恢复与综合整治技术与示范’项目，正在重庆忠县实施，并列入了中科院西部行动计划和重庆市重大攻关计划给予重点支持。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中科院发挥跨学科的综合优势与重庆市长期进行院地合作来解决。”
近8年的院地合作虽然在重庆市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成都分院仍在探索创新合作的模式和方法。2007年12月，中科院成都分院与重庆市九龙坡生产力促进中心共建了中科院—重庆市技术转移中心，已经成功转移了5项中科院技术到相关企业。袁家虎说：“未来一段时间，技术转移中心还是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模式和媒介。我们国家有很多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就是没有形成自己的引领模式。这个技术转化分中心是较为成功的模式，九龙坡生产力促进中心对当地的企业比较熟悉，而我们对自己的研究所比较熟悉，这样企业和研究机构就容易形成对接。今后一段时间，我们会将这种模式逐渐在其他地方推广。”
2006年4月20日，重庆市副市长吴家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施尔畏分别代表重庆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在《重庆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全面科技合作协议书》上签字，双方新一轮科技合作全面展开。
彭宇行表示，这勾画了未来中科院与重庆市进行院地合作的蓝本，也指明了方向。中科院的科技之光将会照亮山城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