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又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年度就要翻过去的时候，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史编撰的学者们感到身上的压力又加重了几分。自2006年5月中科院院史研究与编撰项目正式立项以来，他们已经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档案中“奋战”了一年半的时间。

对科学院历史的全面总结

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与新中国同年诞生，为我国科技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科学院的发展历史，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院史的最终成果是一套丛书，包括《中国科学院简史》、多卷本的《中国科学院史稿》、《中国科学院人物传》、所史所志、专题研究、重要文献与史料汇编等。这将是目前对中国科学院历史进行的最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和总结。

院史研究编撰既是科学院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反思中国现代科学发展道路之必需。从中科院的历史中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在现代科技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同时在探索建设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探索我国当前的科研体制改革方面，也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院史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王扬宗说，科学院近60年的历史，许多经验有待总结，也有一些教训有待吸取。王扬宗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院的工作作风感触颇深，当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如1961年颁布的“科研十四条”被邓小平誉为“科学宪法”，是建国后科技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文件，中国科学院是主要制定者之一。当时科学院在上海、北京等地的研究所作过相当深入的调查研究，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科研状况和政策制定的特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求真之精神，为后世存信史”是此次院史研究与编撰工作的指导思想。院史项目组成员、自然科学史所张藜说：“纵观中科院60年的历史，它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每个阶段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把握历史脉络、以历史学的眼光梳理60年的风雨历程是我们的学术目标。”

以正在撰写的《史稿》前两卷为例，第一卷编写1949年到1955年的历史，这是中科院初创阶段，因此这一卷中，项目组主要把握“草创”这个核心词，着重从接收中央研究院等机构、中国科学院组织模式的初步建立等角度，展示中科院的诞生。第二卷是从1956年到1965年，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在国家需求的主导下，中科院科研工作蓬勃开展；另一方面，政治对科研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对此，《史稿》也要体现出一定的反思力度。

历史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科学院历史的编写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有一些成果问世，但与科学院丰厚的历史积累相比，还显得有些简略。相形之下，对国立科研机构、组织的历史编写工作，在科技发达的国家则受到相当的重视。

德国马普学会、法国国立科研中心、俄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大多设有专门的历史研究部门，或定期推出机构史的刊物，或常年陆续出版多卷本历史书籍，或两者兼而有之。美国国家基金会还曾专门聘请历史专家，撰写多卷本的会史。英国皇家学会自1932年起，每年推出厚厚一本《皇家学会会员传记专刊》，专门刊登已故会员的传记，并编辑发行专门研究皇家学会会史的刊物。

高等学校的历史比国家科学院的历史更为久远。英国牛津大学的校史、学院史有数百种，1984～1994年又出版了8大卷《牛津大学校史》。剑桥大学以各学院编撰各自院史最多，已出版的各种院史也有百种以上，并且在不断增修，近年聘请著名学者重新编撰了综合性的《剑桥大学校史》4卷（1992～2004）。日本东京大学编撰出版有《东京大学百年史》10巨册。

历史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表明，这些科研机构和组织的历史著作，在相关学科的建设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英国皇家学会会史和法国科学院院史，就曾推动了科学社会史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学科建立和发展；关于苏联科学院的历史研究著作，曾深化了学术界对社会主义体制内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性的认识。

各方积极参与

尽管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编撰稍许有些滞后，王扬宗认为却也恰逢其时：“现在我们面对的资料还相当丰富，特别是一些亲身经历了这60年历史的前辈还健在，他们的回忆可以从细节上为一些事件补充鲜活的资料，而一些有争议或档案记录较模糊的事件，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澄清。”因此，本次院史研究与编撰本身就带有收集和抢救史料的意义。

到200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之际，“院史系列”丛书将先期推出包括《简史》、《史稿》前两卷，《人物传》两卷，以及部分专题研究、所史所志等约15本著作。

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项目组越来越感到肩上的担子分量不轻。人手紧一直是编撰院史工作最大的困难，连参与工作的研究生都算在一起，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也不过10余人。工程的浩大、不充裕的时间，使得这场奋战将相当艰苦，因此调动院内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编撰院史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

国内一些大学编撰校史都利用校友会和校友通讯等组织和园地，科学院则没有同类资源。王扬宗等希望，通过编撰院史工作，发动大家撰写院所史回忆录、征集资料、编辑出版有关资料、举办院史展览讲座，不但对院史编撰工作是重要的帮助和促进，也有利于增强科学院的凝聚力，形成一种生动和谐的组织文化。就像张藜说的：“院庆是一个平台，也是契机。”